他们，坚守知识报国的初心和使命，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坚定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与丝路沿线国家文明交流互鉴。他们，直面永乐国际app前沿和难关，填补多项考古研究空白，把中国游牧文化考古理论和实践带入国际领先水平，构建了丝绸之路考古的中国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习近平总书记通过署名文章、亲切接见、亲切问候等方式，先后三次向他们表示肯定和鼓励。

他们就是王建新教授领衔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

这支由8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骨干教师、12名学生组成，吸收国内外19家合作单位59名成员先后参与的考古队， 20年来，用不惧艰辛的稳健脚步丈量着丝绸之路，用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寻找历史印记，用尊重包容的品格架起丝路文明对话的桥梁。

从中国西安到中亚的广袤大地上，他们取得了一系列首创性的重大考古发现，最终确认了《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遗存，为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广为认可的“中国方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高校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担当。

“走出去”，知识分子的拳拳之心

今年66岁的王建新对28年前一场学术报告记忆犹新。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来西北大学作永乐国际app月氏文化的学术报告，作为考古工作者、同时又精通日语的王建新担任翻译。报告结束之后，樋口隆康问到：“中国境内月氏考古的文化遗存在哪里？”满座哑然。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国才是大月氏的故乡。”

大月氏是曾经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在西汉时被匈奴击败西迁中亚。公元前138年，张骞为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由此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创者是中国，但其考古研究却长期被欧美及俄罗斯、日本学术界所主导，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考古界的遗憾。

王建新被深深刺痛了。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闭上眼睛不看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王建新深刻地认识到：“正因为考古难以走出国门，中国专家长期以来在本国以外的重大考古领域没有发言权。”坐拥丰富学术资源的西北大学，考古是全国排名前列的优势学科。王建新清醒地知道身上的使命和责任。

在1999年的中国考古学年会上，王建新积极向同行们阐述中国考古研究走出国门的重要性。他坚定有力地提出：“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来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认知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优势。”

“走出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王建新来说，丝绸之路考古势必西向走进中亚，面对陌生的国度，他既茫然又担心——在那里考古研究，能不能得到国外同行的支持与配合？能不能得到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在中亚开展考古研究有没有外交政策支持？

当时的王建新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已经“风生水起”。20世纪90年代，他在日本茨城大学任教期间，对东北亚青铜文化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回国后他又主持开展中日合作麟游慈善寺石窟的考古调查，对佛教考古研究积累丰富。是继续在自己深耕多年的“舒适区”收获果实，还是另起炉灶，面对混沌不明的前景，开展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最终，王建新用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感作出了选择，他掷地有声地回答：“既然决定了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一定要走出去，那就由我开始！”

从此，一支由西大考古教研室专家教授和学生组成的考古队，走出了“象牙塔”，走进了茫茫戈壁，踏上了丝路考古征程。

“不吃剩饭”，走出中国人的考古之路

见过王建新的人都说，他是一个热情的人，但考古靠的不仅仅是热情。在苍茫寂寥的不毛之地，体味着深切心肺的无边孤独，热情是最容易消散的。

史书记载，月氏的故乡在“敦煌祁连间”。考古队脚步首先踏进河西走廊。但从2000年到2004年的四年间，一批本科生毕业了，几批研究生也离开了学校，考古队在河西走廊却了无收获。

一段时间里，热情的王建新不说话了。队员们知道，王建新这是在质疑了。他质疑对“敦煌祁连间”在河西走廊的说法，也在质疑中外考古学界“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共识。经过查阅大量资料、分析研究，王建新判定，史书中的“祁连山”应该是现在的天山，文献中的“敦煌祁连间”实际上是东天山地区。他带领考古队经过长期走访和调查，还发现游牧民族也有定居，提出游牧文化考古应该重视聚落遗址发掘的思路。考古队随之探索总结出了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的分布规律，及其和岩画、墓葬同时存在的特征，形成了聚落、岩画和墓葬“三位一体”综合研究方法。

这是一次重大理论创新。这一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游牧文化考古的学术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西北大学考古队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2006年至2007年在东天山石人沟发掘出一座大型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考古队判定该遗址很可能是与月氏人有极大关联的王庭遗址。这一成果成功入选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从此，考古队向西追逐丝路印记的脚步更加坚定：

——2009年，王建新带领考古队沿着张骞的足迹，从新疆一路考察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进入中亚。

——2015年，中亚联合考古队对撒扎干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并且探索形成了“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2017年5月，考古队在拜松河边发现了拉巴特墓地，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两年后，发掘成果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当地公众、国际学术界以及全球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得到乌国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的关注，他对中乌联合考古队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赞许。

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亚考古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这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为用中国话语阐释丝绸之路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对国际学术界的一些流行观点甚至写入教科书的结论提出挑战，从而获得了不容忽视的学术话语权。

当初，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考察的时候，遇到了国际公认的欧亚考古三巨头之一的意大利著名学者妥金。妥金很不客气地说：“我们在这里调查了十几年，该弄清楚的都清楚了。你们还来干什么？”但是当他得知中亚考古队在他调查过的地方又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聚落遗址并取得了新的突破性发现之后，不仅改变了态度，还要请考古队喝酒，并邀请合作。由此，中亚考古队员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学术研究决不能“吃剩饭”，只有自己的努力和拼搏，才能赢得尊重，才能赢得话语权！

诗和远方，是脚步丈量梦想的征程

都说塞外好风光，野外考古，却不是想象中的“诗和远方”。

常年野外工作，幕天席地是常态。他们住过废弃的工厂、牧民的羊圈，甚至在深山戈壁就地宿营。打地铺是常事，没水洗脸就用湿巾擦，吃不到热饭也不怕，队员们自己发明了“考古套餐”。这套餐，标配是一个馕饼、一根香肠，一个西红柿、一根黄瓜；优质版本，就是再用手铲切个西瓜。

在新疆考察时刚刚入秋，山里天气很冷。还是博士生的任萌说“早饭喝到热乎的羊油汤简直是享受。然而出了门，冷风一吹，羊油就板结在喉咙上，别提多难受了。”回忆起那段日子，如今已是团队青年骨干教师的任萌清楚的记得，王建新总是第一个起床，在山上锻炼身体，和当地的羊倌打招呼，唱陕北民歌……“旷达乐观的王建新老师感染着考古队的每一个人。”

考古是个“烧钱”的工作。考古队第一次去新疆调查，五六个人凑了一万块钱就出发了。除去路费和吃饭，凑的钱所剩无几。不敢住标间，所有人在大夏天就挤在一个宿舍里。第一次走进中亚，依旧没有专项经费。没有经费就自费，没有旅行社开展中亚旅游业务，就找中国人在当地开设的公司联系办理手续，语言不通就找朋友做翻译……

看着他们自费去调研，有人问王建新：“是不是找到东西了能挣大钱？”王建新笑着说：“只听说有钱人干考古的，没听说过考古能致富的。自从考古前辈李济先生提出‘考古人不收藏’这个铁律之后，我们自然都遵从，现在家里一件古董都没有。”

在考古的路上，他们不怕穷、不怕苦，甚至不怕死。

常年出野外，考古队员们大多一年有半年都“不着家”。自从走进中亚，外出的时间就更长了。对于长时间不能和家人在一起的情况，团队成员梁云教授明显带着亏欠地说，“呃，他们可能也习惯了。”

2018年，王建新家里爆发了一次“大战”。当时，他正在计划第二次进入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工作，而做生物学研究的儿子，也决定了要去那里参加学术会议。王建新得知后坚决反对。面对“不通情理”的老爸，儿子急了：“你能去，凭什么我就不能？！”父子二人一度冷战。在妻子的劝解中，王建新说：“你不了解那边的情况啊！这万一有事，我们父子俩总得留下一个，不能都交代到那里啊！”

最终，王建新独自踏上去白沙瓦的旅程。在他内心，背负着对儿子深深的歉疚，同时扛着对中国考古更深沉的责任。

逐梦丝路，以学术成果服务国家战略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正式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中亚考古队听到这个消息倍受鼓舞，大家决心要牢牢把握历史机遇，紧跟党和国家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时代步伐，在考古第一线为国家贡献力量。当年12月，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

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前夕，在乌媒体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风貌作出了重要努力。”访乌期间，习近平主席专程接见了包括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内的中方考古队员。习近平主席的殷切期盼直抵每个考古队员的内心，成为考古队继续努力工作的动力源泉。

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深度契合，并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中亚考古队员们对自己的工作更加充满信心，觉得自己的学问有了“用武之地”。

自从10年前走进乌兹别克斯坦，中亚考古队就尊重当地国情民情，创立和推行了人才培养、遗址保护、考古发掘三结合的工作模式。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毫无保留地向乌方人员传授知识和技术，为该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2018年考古队在拉巴特发掘时，费尔干纳大学二年级学生马娜利用暑假时间参与了一座墓葬的发掘。考古队的老师手把手教她发掘。她与队员们一起，顶着太阳暴晒，跪在墓坑边用竹签和刷子把板灰一点点清出来。在她准备返校前，考古队按照标准支付给她工资，但她坚决不要，说“来这里就是为了学习，跟中国老师学了很多学问，这比金子还珍贵！”

“咱们不能在中亚进行掠夺式考古，只索取考古资料，不保护文物。”王建新经常告诫大家。考古队的发掘现场一开始就边发掘边保护。在撒扎干发掘工地，考古队建立了保护板房，并安装了中国自主研发的环境检测和安防监控系统。考古挖掘结束之后，以负责任的态度又把所有探方全部回填。

2017年7月18日晚7点20分，考古队巴里坤驻地的西侧民房突然燃起大火。在消防车赶到前的40分钟里，20多个平均年龄不足25岁的考古队员与当地哈萨克族居民齐心协力灭火。直到大火被赶来的消防车彻底扑灭，大家才陆续回到了驻地，又开始了手头发掘资料的分类整理工作。

民族融合、民心相通，不仅仅是团队的理念，更是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是文化的使者，在学术交流和与当地人民交往中，播撒着友谊的种子。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说：“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亲切。”6年后的同一天，由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发起，包括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四国联合考古工作，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启动。这标志着中亚联合考古将全面开启新的阶段。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西大中亚考古队长、王建新教授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自己的研究能服务国家战略，自己的一身知识能报效国家，我是无比幸福的！”